谭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张维迎商榷之五（统一信息论宇宙观）

导读统一信息论宇宙观，——与张维迎先生《市场的逻辑》商榷（之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 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与张维迎先生《市场的逻辑》商榷（之五）

【观点之一】“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第7页）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规划，那么多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第117页）

【商榷反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明等级”、“罕言利”、“重义轻利”的儒家德性伦理经济思想；出现了以墨子为代表，“兼相爱、交相利”、“义利统一”的墨家重利经济思想；出现了以老子为代表，“提倡无为”实际“天人合一”遵循规律而为、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家经济思想；出现了以荀子、韩非子为代笔，具有改革精神、重视经济措施实施的法家法治经济思想”【1】。《史记·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司马迁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张维迎先生两次引用“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第一次引用，旨在表达“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古代中国便有专卖制度，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垄断盐铁的产销，西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和酒榷，并为历代沿用，专卖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着国家政治。张维迎先生将其视为“与民争利”与“强盗行为”，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次引用，旨在说明“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规划，那么多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张维迎先生忽视了“‘有为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根治了资本主义市场‘不确定性’与天然‘周期性危机’的劣症顽疾，是实现‘有效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创举成功的制胜法宝”【2】。同时，忽视了《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于京师”，即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如上，岂不就是“政府规划”、“征集大家干这干那”？

《货殖列传》中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十九年三次通过经商获得几十亿的资产，然后三次分散给昆山的贫困兄弟，这便是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以古鉴今，“先富带动后富”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国家契约”，同时也是今天需要传承、也必须传承的“中国传统美德”。尤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3】。为此，特别期盼张维迎先生能够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背景下，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财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观点之二】“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第113页）

【商榷反驳】

亚当·斯密基于“人以自我为中心”假设而形成“看不见的手”写出《国富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4】。但是，斯密终生修订、六易其稿的《道德情操论》，提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5】，“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6】，“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7】，“不正当地以他人的损失或失利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比从肉体或从外部环境来影响他的死亡、贫穷、疼痛和所有的不幸，更与天性相违背的”【8】。由此，斯密虽以“利己、自爱”确立“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但终生试以“同情、公正”、“仁慈、良心”及“正义、规则”等道德情操追求，破解“人性利己”假设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弊端。但是最终：在《国富论》中只确认经济领域的自私自利行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确认道德领域的人可能有某些同情心和利他行为，这便形成一个‘经济-道德’二元悖论”【9】。为此，张维迎先生注重斯密“人性利己”经济人假设，但忽视了斯密“人性利他”道德人追求，即使终生“二元悖论”遗憾。

孔子思想从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孔子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论语·五子之歌》），只有以百姓为国家的中心和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作为统治者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是顺着老百姓可以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去做能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到利益，也就是顺应和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由此，张维迎先生“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确实完全违背了孔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源头、本质与追求。

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意指中国是一个特别讲伦理有道德的民族，因为礼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伦理与道德的代名词，礼是伦理的实体，义是道德的象征。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学术自信，必须将“礼义之邦”的文化自觉推进为一种理论自觉：“中国是伦理学故乡”【10】。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大同世界”的道德精神追求，成为“中国伦理学故乡”精神家园的最突出本色。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古典形态和完成形态都演绎和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同一个规律，同一种气派，这就是：“有伦理，不宗教”【11】。按照国家起源分为三个类型：文明国家、宗教国家和民族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国家，其起源来自文明的创生，文明型国家不以种族划分内外敌我，而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准来区分疆界和人民。宗教是美国文化非常显著的特征，甚至发挥着“第二执政力”作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仅17%，20世纪初超过一半，当前超过60%。无需质疑，张维迎先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的话语语境，应该是在美国这样的宗教国，而绝非“有伦理，不宗教”的中国伦理学故乡。

【观点之三】“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政府可以几十年里持续损害老百姓的幸福，比如剥夺农民的土地，强制农民生产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官价交给政府，但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可能这样做吗？不可能！”（第115页）

【商榷反驳】

“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货殖列传》），即：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张维迎先生所说：“政府可以几十年里持续损害老百姓的幸福，比如剥夺农民的土地，强制农民生产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官价交给政府”，是因为对新中国成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缺乏根本性认知，“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到重要载体作用”【13】。

当工业化建设基础稍一硬实，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着力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尤其“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资源福利的分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展望未来社会制度：“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4】。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欠发达，同时信息成本过大，传统的计划经济受到限制，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未改变，而是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得到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展现。尤其，伴随生产力日益发达大数据时代信息完全透明度的提升，“新计划经济”正在呼之欲出，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升级，通过信息化解决传统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张维迎先生将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经济”本质特征视为“强盗行为”，必然遭到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对。

张维迎先生虽未提及，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非常重要的观点：“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将“富”分为依靠农业的“本富”、依靠工商业的“末富”和依靠不规则手段的“奸富”，认为前两者之“富”本身蕴含着“善者因之”的“德”，应鼓励人们去追求，企业家依靠仁义、才能及规则获得财富理应得到社会敬重，并且应该倡导更加有为的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认识到他们在追求利润财富的同时拥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以更为良好的公民公共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共同富裕早日实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前行。为此，非常赞同张维迎先生提出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的观点。

【观点之四】“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君子是看得长远的人，而小人是短视的人，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第118页）

【商榷反驳】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性善论出发，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或以“位”言，或以“德”言。从“位”言角度，汉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云：“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15】，卿大夫以上的君子有以“仁义”教化人民的职责，庶民老百姓则以追求财富利益为处世的最大动机。从“德”言角度，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16】，君子舍弃货利而明白仁义，小人追逐货利但舍弃仁义。

从“位”“德”并重角度，清代焦循: 《论语何氏集解》云：“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贵贱以礼义分，故故君子小人以贵贱言，即以能礼义不能礼义言。能礼义故喻于义，不能礼义故喻于利”【17】，在明确以“君子”“小人”诠说“卿士大夫”“庶人”的同时，强调是否葆有礼义精神成为人之贵贱分野的考量判准。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18】。张维迎先生认为“君子是看得长远的人，而小人是短视的人”，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

孔子不仅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且积极推崇“义利之辨”。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虽然主张“罕言利”（《论语·子罕》），但“罕言”并非不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发财与做官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但是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它，我们不能接受；如果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得富贵，对我们来说如同浮云一般。并且孔子视“贫贱”为“耻辱”，“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却不能勤劳致富，依然贫困潦倒，将是个人的耻辱。儒家言义、但不讳利，重要的是要求士大夫阶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到财货利益就能想起道义，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精神、道德对物质生产和利益分享的导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果张维迎先生是从“看得长远与短视”的视角理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就要应该从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先富带动后富”国家契约角度，探讨“先富群体”如何更加有力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注释：

【1】谭泓：《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学刊》2013年第7期

【2】谭泓：《“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辩证统一——与张维迎商榷之四》，昆仑策研究院，2022年11月5日。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1月25日。

【4】[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5】该段语言出自亚当·斯密出版于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序言），强调经济发展与分配、与道义、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6】[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

【7】同上，第101页。

【8】同上，第167页。

【9】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第23页。

【10】樊浩：《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不惑”之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1】同上。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

【1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1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1页。

【16】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7页。

【17】同上。

【18】《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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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劳动人事研究基地主任；：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一部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著作典范

科学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中认为，自由意志与自然秩序是相容的，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恒威高度评价《自由的进化》是“一部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著作的典范”。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录自《自由的进化》，刊发李恒威为新版《自由的进化》所写的导读暨推荐序。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自由的进化》，丹尼尔·丹尼特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原标题为“导读暨推荐序”。

自由意志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

撰文｜李恒威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主任）

在描述、理解和解释人-人类、世界以及人-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中，有太多的概念和范畴不可或缺：空间（大、小，内、外，等等）与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变化、稳定，等等），主体（我、你、他）与客体，物质与灵魂，身体与心智（mind），原因与结果，秩序与无序（随机），确定与不确定……凡此种种，不可胜计。当然，还有丹尼尔·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中作为主题的两个基本概念——自由和自由意志。

哲学家加勒特·汤姆森（Garrett Thomson）在《康德》（On Kant）这本书中指出，第一批判告诉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机械的时空世界中，第二批判则告诉我们，人类是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者，而调和这二者（自然与自由、道德、宗教）则是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努力要完成的。约翰·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同样深刻地指出，现代生活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近代科学规划的世界信念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和目的的信念之间恢复协调和统一，而这是任何一种不想与生活隔绝的哲学都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自由、道德以及宗教如何与自然协调一致是一个贯穿于整个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是近代形而上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它的另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何以变得如此尖锐和醒目，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给出的一个基本解释是，近代科学所主导的宇宙观既是现代人类理解物质世界构成和活动的根本背景、参照和依循，同时也成为理解人和人类社会构成和活动（乃至行为）的根本背景、参照和依循。他在书中写道：“在本书所讨论的三个世纪[16、17和18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怀特海将科学方面产生的宇宙观命名为“科学的物质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它的核心是一项假定：世界的终极事实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物质或物料，它以各种变化的构形（a flux of configurations）遍及整个空间中，这种物料本身是惰性、被动和无生命的，是无感觉（senseless）、无价值和无目的的，它只是遵循外部关系所施加的——而非源自其存在本性的——固定程式行事。怀特海认为，科学的物质主义的“巨大成就一方面提出了在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简单位置（simple location）的物质概念，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感知物质、遭受物质作用、思考物质，但又不干涉物质的心智概念”。这就迫使哲学将一个由牛顿物理学所定义的世界观——科学的物质主义——当成对宇宙及其间的一切事实的最根本的描述。然而，怀特海认为，科学的物质主义导致了一个未解决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根据遵循物理规律、在空间中运动的物质的构形来解释生命有机体”。由这个问题引申出来的问题包括生命哲学领域中的“因果论与目的论问题”、心智哲学领域中的“心-身问题”、当代意识科学中的“难问题”（hard problem），以及道德哲学领域中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

在怀特海看来，科学的物质主义在解释生命、心智（意识）和道德（自由和自由意志）时遇到的挑战使现代哲学产生了分裂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在三个极端之间摇摆：一者是实体二元论，它将物质与心智置于独立自主、互不归属的平等地位；另两者都属一元论，其中一个就是科学的物质主义，它将心智置于物质之内，另一个是观念论，将物质置于心智之内。对于怀特海来说，他要发展的是一条新的道路——机体论，它构想的终极事实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观念（心智），而是有机体。怀特海所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当代有广泛深入的回响，例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认为，“关于心智与物理世界之间关系的全面理解，在传统的选项当中，我认为证据偏向于支持某种形式的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而不是物质主义、观念论和二元论等传统方案”。尽管科学的物质主义在解释生命、心智（意识）和道德（自由和自由意志）时遇到了强硬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它。如果完全抛弃它，就意味着取得巨大理论和实践成就的科学事业根本就没有合理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无论是怀特海的机体论还是内格尔支持的中立一元论，都包含了科学的物质主义的合理成分，并对物质的内涵做了某种程度的全新开拓。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该校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进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丹尼特在学界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称为“下一个伯特兰·罗素”，并与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并称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他还被高等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选为“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之一。

有了上述简要的背景介绍，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丹尼特写作《自由的进化》这本书的立场、主旨、方法、观点，以及他在自由和自由意志这个主题上所做的拓展性贡献。

怀特海指出，在人类活动中，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等都可能产生宇宙观，并且也受宇宙观的影响，而哲学则具有批判宇宙观的功用。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医学等领域如此发达的今天，推动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仍然是构建一个能够经受全面批判并且协调一致的宇宙观，以调和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冲突。丹尼特显然也将此作为他写作《自由的进化》的一项基本任务，“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澄清经常发生冲突的观点，并将其统一为单一的宇宙观”。事实上，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哲学回答。

那么，什么样的哲学立场才能实现这种既不放弃近代以来科学的基本内核，也不放弃自我、意识、自由、自由意志的调和呢？丹尼特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主张：“我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主义的。”通览丹尼特的思想，我认为他的自然主义包含了物质主义的基本主张，但又不是强硬的心理-物理还原论（psychophysical reductionism）。这样一来，在心智、意识、自我、自由、自由意志、道德等主题的研究上，丹尼特的自然主义至少包含以下一些方面。

1. 反对二元论。不存在缺乏生物（特别是脑）基础的心智。尽管将非物质的灵魂作为人们所珍视的东西——自我、理性、情感、道德、自由、目的，等等——的寄托之所和源泉在日常的直观生活中是简便的，但“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这种能够挑战物理定律的无形灵魂的想法早已失去了可信度”，因此是不必要的。“我们不必非要拥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无形灵魂才能达成我们的期望；我们志在成为有道德的人，希望我们的行动和生活都有意义，但这根本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某种遵循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不同的物理法则的心智。”再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非物质的灵魂存在，那么科学将不负有理解和阐释心智的任何责任，因为灵魂不是一个科学处理的对象，它是隔绝和免疫于科学的。

2.进化的观点。“大脑的禀赋就像大自然的其他奇迹一样是进化而来的”，“自由必须像生物圈的其他所有特征一样进化而来，而且今天仍在继续进化”，因此需要从机体（特别是脑）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和心理的这些独特的复杂性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在丹尼特看来，自由——无论是其他生物有限、简单的自由，还是人类丰富、复杂的自由——不是错觉，而是一种客观现象。自由的进化是大自然的一个确定事实，同时进化——基于自然选择——也是理解从其他生物有限、简单的自由到人类丰富、复杂的自由的途径和方法。由于人类的自由以及人类并非完全理性的自由选择和意志是进化的产物，因此要理解人类自由丰富、复杂的状况，就必须先理解其有限、简单的组成部分和前身。“所以，为了理解人类的自由，我们必须做的就是遵循达尔文的‘奇怪的倒置推理’，回到生命诞生之初，那个没有自由、没有智力、没有选择，只有原始自由、原始智力和原始选择的时候。我们已经大致回顾发生了什么：简单的细胞最终产生了复杂的细胞，复杂的细胞最终产生了多细胞生物，而多细胞生物最终产生了我们在其中生活和行动的复杂宏观世界。”

3.自由意志与自然秩序是相容的。很多人之所以对从自然主义立场来看待和研究自由意志充满忧虑，是因为他们害怕物理科学会将人类所有的价值选择都“淹没在因果解释的酸性肉汤培养基中”，使任何与价值选择相关的东西—支持或放弃，赞扬或指责，惩罚或奖励——都无法留存下来。对很多人来说——正如杜威指出的那样——这一点意味着依据自然主义来建成一个关于经验的理论，就要贬低和否认经验所特有的高贵和理想的价值。因此，他们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对立的，甚至更宽泛地认为，自由意志与自然秩序是对立的。结果是，要么坚持严格的决定论，否定自由和自由意志，或者认为自由和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要么坚持自由意志论，认为自由和自由意志是真实的，而决定论是假的。然而，在严格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之外，丹尼特力表明，基于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决定论（自然秩序）与自由和自由意志是兼容的。他认为，自然主义和进化论并没有取代伦理学方面的大量工作，而是将这些工作置于其应有的基础之上，从而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关于我们在自然界所处位置的现实的、自然主义的、可能统一的展望”，自然主义和进化论不是理解自由和自由意志的敌人，而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人类的自由是真实的，就像语言、音乐和金钱一样真实，所以我们可以从严肃、科学的角度客观地研究它。”可以说，丹尼特写作本书的初衷就是要证明，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可以一路建立起与自然秩序融贯的关于自由、价值选择、意义、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最好和最深刻的思想。

4.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自然主义和进化的观点事实上对哲学家提出了一项要求：哲学家应该向科学事业开放，并在工作中主动与以探求真理为业的科学合作。丹尼特认为，哲学研究并不优于或先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哲学家（特别是心智哲学家）在其思想活动中应乐于接受大量脱颖而出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并将其作为哲学理论建构的原材料，这样就可以对科学和哲学进行明智和建设性的批评。他提出，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主题尽职尽责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要认真和广泛地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人工智能等各科学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的思想，并在阐释科学和哲学的过程中深入地探索这些有益于哲学的丰富资源。丹尼特自己的经验甚至是：“随着我学得越多，我开始渐渐发现与人工智能、生物学、神经科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学者讨论要比与哲学家同道讨论在哲学上更有价值。所以多年来，我去了很多对我来说有意思的地方，从中汲取营养。我受邀出席越来越多的非哲学场合，参加越来越多的非哲学的会议，我读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和著作，现在我到了把读哲学文献当作义务的地步。这让我震惊地认识到，读大多数哲学文献远没有读好的生物学、心理学或人工智能的文献有意思。所以这对我意义非凡。”显然，《自由的进化》就是这样一部向科学开放的哲学著作的典范。

丹尼特将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兼容起来的基础是进化的自然主义。在之前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从原始生命到人类的进化框架，他称之为“生成和检测塔”（Tower of Generate-and-Test）。他将生物的进化分为四个层级，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达尔文式生物、斯金纳式生物、波普尔式生物、格列高利式生物。

达尔文式生物包括单细胞微生物、植物、真菌以及海绵这样非常简单的动物，它们能够繁殖并将特征传递给后代，并且可以通过突变选择机制进行学习，但它们的灵活性（可塑性）极为有限。丹尼特认为达尔文式生物没有有意识的体验。斯金纳式生物包括蠕虫、螃蟹、昆虫、鱼和青蛙等动物。在个体发育层面，它们一生中可以通过试错的方式从经验中进行学习。哲学家西蒙娜·金斯伯格（Simona Ginsburg）和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认为，斯金纳式生物具有一定的“无限（开放式）联想学习”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有意识体验。波普尔式生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以及其他一些脊椎动物，它们具有高度复杂的表征和记忆能力，不仅能从经验中学习，而且可以在想象中基于表征制定行动方案，提前做出计划，因此它们的有意识体验要比斯金纳式生物的更丰富。格列高利式生物是具有符号——特别是语言——能力的象征性生物。通过使用语言和发明人工制品，它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体验世界。语言、反思、社会性、更强大的符号记忆能力使格列高利式生物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至此，人类在整个生物界中显得卓尔不群，不同凡响。尽管人类的慎思和理性都不完美，但人类仍然有恰当的自主性（autonomy），有能力在众多的选项中择取其一并付诸行动。正如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阐明的那样，人拥有反思的心智状态，可以在反思自己的欲望时形成一个认可或拒绝它的二阶意欲，这不仅是成熟的表现，也是一个人格的标准。行动者的角色是反思那些争相控制其行为的动机，并通过支持一部分而非另一部分动机来决定竞争的结果，并对所选择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意识的解释》，丹尼尔·丹尼特著，苏德超 等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丹尼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能做，但我不愿去做。”这正是自由意志的核心和本质。“人能有意识地识别多个选项中的某一个并做出选择，无论理由好坏——或者毫无理由——这都意味着人类的能动性承载有责任。”丹尼特显然认识到，意识与自由意志这两个理解人性不可或缺的概念是紧紧地在一起的。他认为，如果不处理自由意志，你就无法解释意识，反之亦然。他还说：“我现在认为，一个统一的解释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人脑表征能力的开放性，就像进化的无限遗传性一样，既是这两个谜团［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也是针对它们的答案。自由意志和意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并且只有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在规模上要比任何其他生物生活的世界更复杂，充满更多的机会（自由度）。而且借助基因和文化的演化，我们设计了一个高水平的合作体系，开启了谈判和各种各样彼此强制约束的模式，即一个使生命如此值得留恋的文明。”

在心智研究中，无论是丹尼特坚持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立场，还是他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容、意识与自由意志关系紧密的观点，我个人都持认同态度。不过，对于自然主义，我还想补充一点：秩序是世界根性的一部分，同时，秩序本身蕴含的创造性和新颖性也是世界根性的一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我持一种兼容物质主义的合理内核，但又修正物质主义的物质内涵的自然主义，我把这种自然主义一元论称为“两视一元论”（dual-perspective monism）：我们不仅要从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终极事实，也要从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它，不仅要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世界，也要从在世存在者的角度来体验世界。

文/李恒威

摘编/李永博

导语/卢茜

王德峰47.现当代思想的中西比较：东方思想的智慧

其实推算国运的方法如果运用到当下，它实际上不太可能，为什么?一个国家孤立发展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了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它都是资本征服世界带来的，资本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主讲人：复旦大学教授 王德峰

关键词：阴阳五行 命理

我们现在进入现当代思想的中西比较。

什么是现当代呢?它跟近代的区分在哪里?我们在现当代这个概念当中，首先要说的一件事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

由于资本诞生于欧洲，根据资本的本性，它一定带来世界史，什么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就是能增殖的货币。倘若资本停止增殖，它就成了消费基金，作为资本它就死了。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地增殖，而且要保持一定的增殖效率。当今各国在经济领域当中的竞争，其实就是资本增殖效率的竞争，这一点我们都看得非常分明。

那为什么又说资本增殖的本性带来世界史呢?

诞生于欧洲的资本，按其本性一定越出欧洲的疆界，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所以它一定突破欧洲疆界，要征服世界，征服非西方民族。所以我们说资本带来了世界史。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于欧洲之前并没有世界史，只有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一种相术学体系，是北宋五大思想家之一的邵雍，他有一本著作叫《皇极经世论》，这本著作的实际的功用是算国运。

今天我们还能做这件事吗?有人还在说我们算一算我们的国运，其实推算国运的方法如果运用到当下，它实际上不太可能，为什么?

一个国家孤立发展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都说"地球村"了，还说蝴蝶效应，太平洋彼岸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会引起太平洋这一岸的风暴，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所以现在我们提出了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它都是资本征服世界带来的，资本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现当代。

资本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是因为它携带着技术。资本与技术是一对孪生兄弟，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那一天，机器的运用、机器的发明在逻辑上已经包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生产方式中，不需要以技术的态度对待自然界，生产者运用的是手艺。要用机器来代替人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规定的。

所以西方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诼渐地形成了什么?全面地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技术的运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资本征服世界就携带着技术的力量来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无以招架。

比方说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由于他们运用技术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我们手工业劳动。机器的运用，在中国开工厂，就让许多小生产者破产了，因为他的商品是那么的廉价。由于效率的提高，手工劳动的商品没办法跟他这个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格上竞争，所以多少小生产者就这么破产了，你无法阻挡。

还有一点，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改造了农业。

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向来是靠天吃饭的。每年都有皇帝带着众臣在天坛祭天，祈求本年度风调雨顺。那么西方技术来了，任何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都无法抵挡的。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现当代的讨论。

诞生于欧洲的资本带来了世界历史，资本和技术逐渐地向东方国家展开渗透,于是我们遇到了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中国人也遇到了来自西方的工业技术。西方的工业技术背后就是西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进入中国，跟传统的中国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在现当代，中西思想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科学？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西方请来了两位先生，一位叫"德先生"，一位叫"赛先生"。德先生就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就是science科学，西方科学进入中国。

中国本有科学——中国有自己的天文学，中国有自己的气候学，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有自己的地理学叫风水学，中国人有自己的医学中医等等。这些在从西方来的科学面前似乎被判定为巫术，根本不是科学。

中国近代史上思想界曾经围绕着中医和西医展开过非常广泛的争论，这争论直到今天都没结束，并将持续延续下去。

“科学”这个词并不是属于西方的专利——我们本有自己的科学，虽然没有这个词。汉语中本来没"科学"这个词，翻译西方的文献之后，采用“科学”两个汉字译了这个 science。首先译的是日本学者，找了一个"科”，一个“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science。

其实中国本有自己的science，我们先来看，中国科学的宇宙论前提是什么?

中国科学的宇宙论，宇宙论前提，就是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的自然观。

科学总是从哲学中生发出来的，西方的科学从西方哲学中生发出来，中国的科学从中国哲学中生发出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是如此，哲学是科学的前提、基础和方法，千万不要误解了。

以前我们以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似乎是科学形成了之后，再由哲学来概括它的最高成果。其实科学不等你概括、不需要你概括，大家不要误解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是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对科学成果的概括。

好，既然讲中国科学，就要讲中国科学的思想源头。

假如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局限于讲关于自然界的知识，那么中国科学，就中国的自然科学,它的思想源头就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宇宙?

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看法，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的看法，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自在的世界宇宙本身，宇宙称其为宇宙，是被人心以为出来的。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就是:thinking the world as，“把世界认为成这样了”。

西方人把世界、宇宙认为成由实体构成的，要找到最基本的实体，最初找到了“原子”，后来发现原子也并不是本源，它还可以分的，后来发现原子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那么找到最小的，最基本的实体叫"基本粒子”，后来发现基本粒子也不基本，又提出了“夸克”这个概念。

中国人老早就说这件事。“一车之棰”，一根木棒，长度就一尺，“日截其半”，每天把它分成两半，“万世不竭”，一直可以分下去，叫"无限可分”。

西方的哲学是这样理解宇宙的：它是实体构成的，因此要寻找最基本的实体。整个宇宙是物质的宇宙，这个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一定要找到它——这就是西方哲学以为出来的宇宙。

中国对宇宙的看法，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的。中国思想认为宇宙是什么?不是实体，是气。认为宇宙是气构成的，宇宙的真相首先要确认它是变化的，变化才是宇宙的真相。

实体就是自身统一不变的东西，西方宇宙观、宇宙论立足于保持自身统一的不变的实体，立足于实体观念上；中国的宇宙论一开始就立足于变化的观念上，我们知道《周易》的这个"易”就是change，变化。

这是一个立足点，是什么东西在变化，不是实体在变化，是气，气不是实体。这个气是什么？“阴”，"阳”两个方面，还有五种类型，叫“五行”，阴阳五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所以整个宇宙是什么?阳阳五行之气的耗转流变,这叫宇宙，而且这种耗转流变,既然它是流变，也就在时间中，时间和空间在中国的宇宙论中是统一的。

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有阴阳五行的基本常识，比方说一天的时间也是阴阳五行的流转,半夜0点叫子时，子属水的。白天的中午，从11点到下午1点，这两个小时是属火的叫午时，午属火。一年四季也是阴阳五行的流转，春天属木的,夏天属火的,秋天属金的,冬天属水的，也是阴阳五行的流转，它跟时间统一。

因为中国科学用这样一个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做它的哲学的基础。所以中国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都不出离阴阳五行学说。

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称其为风水学。那么西方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研究中国的风水学，从他们地理学、地理环境学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风水学，他们也觉得很有道理，在某些方面跟他们地理学的某些原理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的风水学，地理学仍然以阴阳五行做基础，不光是用阴阳五行做基础，而且研究自然环境，研究地理环境，同时也在研究人事，人事的吉凶，"风水”本来就是这个意思。

看风水，比如你这个房屋该怎么建造，周遭的环境、山水、树林等等，你应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个最合适的位置不光有利于在房屋中的生存、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吉与凶的区分。有的房屋被称为凶宅，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出来的；有的房屋被称为吉宅，住进去人的生活就比较顺利，也是风水学。

所以风水学是研究自然环境的，它同时也在说人事的吉凶，这就是天人感应。

中国的天文学研究星宿，它当然是研究自然界、天文学了，同时星宿也在说着人事的吉凶。中国的气候学，比如二十四个节气的学说当然特别重要，对农业来说特别重要，我们要适时地耕种，适时地收获等等，它同时也是人事的吉凶。

中国民间的许多习俗，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才做得更顺利一点，什么时候必须避开做什么事情，它来自二十四节气，看来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国的气候学，也是关于人的社会生活吉凶的判断，这也是天人感应。

关于天人感应的信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因为有了西方自然科学，有了西方式的唯物主义态度，自然界的事情归自然界的事情，人类社会的事情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把它截然分开。但中国科学不是这样，它就是阴阳五行加上天人感应。

我们知道中国有种种科学，其中有一门我也称它为科学，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那就是命理——看八字的学说，生辰八字，算命，向来认为这是迷信，或者叫唯心主义，其实是中国的科学之一种。

那么有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会说"命理学"也是一门科学呢?中国式的科学，我这么回答的。

命理学为一个人的一生的富、贵、穷、痛加以推算，叫算命，它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人出生的那一刻，从娘胎里出来，第一声啼哭，出生的那个时辰就禀受了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禀受了怎样一份金、木、水、火、土，你用时间就可以发现它。就我刚才讲的，阴阳五行学说把时间和空间是统一起来的。

你有多高的社会他位，你会有多少财雷，你的六亲跟你的关系，父母怎么样，以后结婚丈夫和妻子配偶怎么样，你生的孩子会怎么样，都在你这八字里边看到了。马上把自然的东西跟人事的东西结台起来，命理学就来了。

我说它是唯物主文的，绝不是唯心主义的，为什么?假如你一个人相信意志，相信自己的奋斗来决定自己的富贵程度，你这叫唯意志论，唯意志论就是唯心主义的一种。

我说是命理学是门中国式的科学，它的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看一个八字就是看你所禀受的阴阳五行之气，跟中医的药方是一样的。中医的药方其实也是金、木、水、火、土，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比方，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所禀受的阴阳五行之气，在八字里边体现出来了。

这等于是上天给每一个人开了一个药方，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药方，就上天开给你的。然后怎么叫算命，看这个药方的药性，这跟中医开药方是一件同样的事。

正因为如此，传统中医的医师一定是同时精通命理学，因为这两门科学是相通的。每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就是一个药方，算命者看药性也，这不跟中医看药方是一样的事情吗?

如果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除了望闻问切诊断过之后，他还问你出生的时辰，问你出生的时辰是为了知道你这病治得了吗。假如你这步运不是绝路，会绝处逢生的，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在八字里看得到、推算得出来，然后这个中医就充满信心了，其实心里明白，你不吃我的药也会好。

那么我们回到"气”的观念上来，若西方人讲实体，中国人说宇宙的阴阳五行之气耗转流变，那么“气”怎么说，这个“气”该怎么翻评成欧洲语言?

比方说用英语翻，你把气译成了air，空气，不对！你把气翻译成gas，气体，又不对了！无论是英语，还是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你都找不到的。那该如何翻译中国科学讲的“气”呢?

我曾经带着好奇心去找一本英文本的中医学教材。这样的书老早就有了，给英语读者介绍中医学，而且是本教材。作为中医学教材，第一章或者说序论，一定要讲阴阳五行学说的，这是中医学的理论的哲学前提，那么我就想他怎么翻译这个“气”呢?

英语用发因来翻译，气就是chi，我心里想英语读者怎么搞得明白，量他们不能懂，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总不能把它译成gas，也不能把它译成air，只能叫 chi。

有许多用汉语的词表达的中医学概念，其实都无法翻译成欧洲语言。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中还有一点最起码的中医学知识，按照中医学的理论，人类所吃的食物有性的区分，寒性的、热性的、温性的，你怎么跟欧洲人讲?你要跟一个欧洲人讲橘子这个东西不能多吃，因为它是热性的，多吃了要上火，用英语试试看:"The crange is hot."

他一听，把手伸过去摸这个橘子了，一摸他说不热呀，跟其他东西温度一样。你跟他讲柿子和螃蟹这两种食物都是寒性的，不可以同时吃，吃了一定要出问题，你用英语试试看?"They are cold."他们马上也把手伸过去摸说不cold，也和其他东西温度一样。

我们要用英语来翻译寒、热、温，我们总不得不用这三个形容词:cold，warm、hot，寒、热、温。他们一听到这三个词，第一个反应就是温度，温度就要加以测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手摸一摸。但中医学讲的寒、热、温，跟温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没办法跟他们说明白。

阴阳五行学说蛮有意思，其运用到中医学里边就带来对人体的看法，跟西医对人体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西医看人体就是machine(机器)，由各种零件组成的，这是西医眼中的人体，人是机器。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拉·梅特里，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人是机器》(The human body is a machine)，人体是一架机器。

中国人、中国思想是这么看人体吗?不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明阳五行学说，同时运用到对人体的认识上，人体也是个小宇亩，也是阴阳五行之气的凝聚和流转。根据这种学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都有五行的属性，肝属木、肺属金、脾胃属土、肾脏属水、心脏属火，都是明确规定好的。

那么如果你跟欧洲人讲，他们听了吓一跳，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难道说我们的肝是一根木头吗?我们的肺是块金属?我们的肾是一包水?我们跟他解释了，我们所说的金木水火土都不是化学元素，那么不是化学元素是什么啊?我们跟他们讲“气”，就chi，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