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张杨导演 冈仁波齐，9947万——这是国产文艺片《冈仁波齐》刚刚创造的票房“奇迹”，导演张杨也在自己50岁的这一年最终搞明白了一件事：既然什么都想要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还不如就要自己想要的。导演张杨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文 / 孟依依 / ...

9947万——这是国产文艺片《冈仁波齐》刚刚创造的票房“奇迹”，导演张杨也在自己50岁的这一年最终搞明白了一件事：既然什么都想要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还不如就要自己想要的。

导演张杨

每日人物 / ID：meirirenwu

文 / 孟依依 / 金石

2014年3月24日下午，导演张杨正在西藏芒康拍《冈仁波齐》，他爬到山上支好机器等光。这部电影的拍摄中，很多下午都是这样度过的，闲来无事，他在上刷到一篇老同学刁亦男的访谈，当时，恰逢刁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上映，一个多月前，这部电影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影片的金熊奖。

看完访谈，张杨想起了很多事情——老朋友们、过去拍的七部电影，以及目前自己真正想拍的这部，“我到底做得怎么样呢？”他自问。

晚上，他一个人去小饭馆吃了饭，喝了两瓶啤酒，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拍没了”

2005年5月，张杨和编剧王要、导演刘奋斗在大理讨论一则以新闻为原型的电影。

那段时间，张杨的生活重心正在逐渐从北京转移到云南，他在双廊有一家叫做“后院”的客栈，每年都要在大理住几个月。期间刘奋斗说了另一个故事：一帮老头老太太，从一座老人院里跑出来，一路狂奔，要到海边看大海。

张杨说这故事好，拍完手头上的电影的两年后，他在大理写完了第一稿剧本《飞越老人院》。但过完年回到北京，分歧出现了：张杨和刘奋斗在投资方的选择和操作方式上无法统一，二十年的哥们儿，到这时候几乎决裂了。”五月，张杨赌气放弃了这部电影。

电影《飞越老人院》剧照

已经两年多没有拍电影、新的项目无法推进、大理的新房子已经开工，催促工程款、材料款的不断打进来。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被焦虑包裹，“真的有些着急，感觉必须要为生活去挣钱了。在新书《通往冈仁波齐的路》中，张杨首次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与此同时，圈子里开始出现“亿元导演俱乐部”，“有时候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票房过个亿啥的”，张杨接拍了一部商业电影——《无人驾驶》。请一线明星、植入汽车广告，一切都按照商业电影的方式来操作。电影上映前，他最大的压力是票房，“保守估计是六七千万”，但《无人驾驶》的最终票房停留在2000多万，而这也是张杨唯一一部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长片。

“就像这部电影的片名一样，我好像也处在一种无人驾驶的状态。”他说。

电影《无人驾驶》剧照

紧接着，《飞越老人院》的项目继续推进，但故事在投资方的要求下往感人、煽情、大众化的路上走，张杨一度想要放弃，最终还是妥协改了剧本：吸毒成瘾的瘾君子老头儿不见了，角色被磨平，“加入了一些鸡汤式的对白”。

戛纳“导演双周”的选片人看完片子对张杨说，电影有点儿太满了，有点腻。2012年电影公映后，他在面对时又不得不一遍遍重复那些“感人”的故事，说自己多么爱这部电影。“重复的话说啊说，到最后就崩溃了。”但即便如此，成本2000万的《飞越老人院》最终的票房依然只有526万。

“再这样拍下去，就把自己给拍没了。”对于电影，张杨开始厌倦。几乎是同时，他在大理的房子终于全部装修完，张杨把整个家从北京搬去了大理。

生活在别处

张杨在大理的家就在洱海边上，客厅外有一棵亭亭如盖的树，青砖和石板来自冰川和丽江，砖雕极具白族特色，整幢房子取名为“归墅”，是“回到云南”之意。

“为什么想把家安在大理？当然是因为能看到苍山的落日，能看到洱海的波光粼粼，这些东西带给我无数次的震撼。” 在为大理拍的纪录短片《生活在别处》的开场，张杨说道。

电影《生活在别处》洱海取景

张杨承认去大理是在有意将自己边缘化。之前在北京，他的圈子几乎固化，见面的总是编剧、投资人、演员、宣传发行。他后悔当时《飞越老人院》出问题时想到的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手忙脚乱地拍了一部商业片。“可能就是在喧嚣的商业电影大潮里，自己变得浮躁了，想的东西太多，拍电影变得没那么单纯了，”他说，“生怕跟不上节奏就被时代抛弃了一样。”

他在大理的日常是种花种草、收拾院子，从体力劳动中获得一种具体的快乐。身边还有一群聊得来的朋友，热爱艺术而在客栈中置办小型画廊的MCA老板尼玛、周游世界后复归家乡的当代艺术家叶永清、来幼儿园当社区老师的少儿足球教练法国人Pascal、用仓山泉水酿制啤酒的酒吧老板Scott和Karl、酒吧老板荣洁、舞蹈艺术家杨丽萍……

妻子黄娜形容在大理的生活“挺好玩的”，因为“大家没有利益关系，都是来生活的，生活第一。”但这正是当时的张杨需要的，“人文氛围对他很重要。”黄娜说过。

电影因此变成了一件很远的事情。但每次张杨一个人坐在洱海边，看苍山落日的时候，很多问题又会卷土重来：电影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该去拍什么样的电影？该怎么去拍电影？

拍摄两部与西藏有关的电影这事儿很快提上日程，一部是《冈仁波齐》——没有剧本，拍摄方法是花一年时间跟一组朝圣队伍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挖故事和人物，另一部是《皮绳上的魂》——剧本2007年就写好了，搁了六年。

张杨第一次去西藏是大三时，1991年，“它让我变野了，心里总是向往着那片土地。我也知道终有一天，我肯定会拍摄和那里有关的电影。”因此，22年后做决定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张杨真正想拍的电影。

“必须活着回来”

张杨上一次拍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是2001年的《昨天》，影片用半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演员贾宏声吸毒之后与家人的相处。

张杨与贾宏声在大学认识，合作过话剧《蜘蛛女之吻》，他们都喜欢摇滚乐，喜欢法国“新浪潮”的戈达尔、特吕弗，喜欢德国的法斯宾德。张杨觉得贾宏声身上有“我们喜欢的城市感和时代感”。

吸毒之后，外界对贾宏声的猜测不断，而张杨希望他能重新回到舞台上。

采访了大半年，张杨邀请贾宏声及其父母一同出演电影，以真实身份演真实的故事和情绪。张杨对《昨天》的评价超过他之前的两部电影《爱情麻辣烫》和《洗澡》，“前两部是完全构思出来的，人为的东西，而这部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血液里冒出来的，质感都不一样，更有生命力。”

电影《昨天》剧照

在影片的结尾，贾宏声从精神病院回到家里，有人说：看啊，一个理想主义者屈服于现实。张杨自己的解读是，反正不管什么人，到最后你都得回到日常生活的状态里。

对于张杨而言，当时的日常状态是——《昨天》是他真正想拍的电影，而拍《昨天》的权力则是《爱情麻辣烫》和《洗澡》给的。

1997年，已经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五年的张杨找到老同学刁亦男：“老刁，有个电影我们把它分成了五六段，一人写一段，你来写一段吧。”这就是张杨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爱情麻辣烫》，由蔡尚君、刁亦男、刘奋斗和他共同编剧。

这部电影大获成功，当年创下3000万人民币票房收入，仅次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3600万人民币）和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4353万美元）。那还是以电影厂体制为主的年代，年轻导演毕业几乎要花十年的时间摸爬滚打。“第一部戏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到了拍电影的权力。这之前基本上拍不着，想拍拍不了。”张扬说。

两年后，张杨执导的第二部电影《洗澡》取得了国内票房和国外电影节奖项的双重收获。由此，外界常定义张杨为一位“能够平衡艺术和商业”的导演，在选择地下电影为主的第六代导演中，张杨的每部电影都能上映，取得好看的票房成绩，同时在国内外得奖。这样的话听多了，张杨似乎也确信了，并尝试着去寻找艺术和商业之间的最优平衡点，“这也想要，那也想要”。

电影《爱情麻辣烫》剧照

直到这次拍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张杨才想明白，既然什么都想要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还不如就要自己想要的。

他去找投资人李力，他们从《飞越老人院》就开始合作，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李力，“应该赚不了钱，很可能会赔”。前期谈条件的时候，他说了两点：一是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拍就受不了西藏的环境；二是启用素人出演以降低成本。李力也给张杨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活着回来；第二，这一百多个人一个不能少，都得活着带回来。

“像没拍过一样”

《冈仁波齐》讲述了芒康县普拉村的11个村民从家出发，翻山越岭去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生死之旅。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张扬带着拍摄团队在西藏待了一整年。

虽说《冈仁波齐》没有剧本，但22年间数次进藏的经验在张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朝圣团队的大致样貌：七八十岁的、可能会死在路上的老人；将在路上分娩的孕妇；以朝圣来赎杀生之罪的屠夫；增加趣味性和不确定性的七八岁孩子以及他父母；也许是小流氓也许是青春期羞涩男孩的十六七岁小伙子；以及一位五十来岁、成熟稳健的掌舵人。

这些角色在芒康县普拉村村民身上一一落实。这段朝圣之旅长达2500公里，11位当地村民徒步跪拜，队伍出发时，张杨甚至“并不知道要拍什么”，这种感受反复出现在之后拍摄的过程中，也有时候觉得“有那么多地方想拍，但就是找不到具体的戏了”。他好像回到刚开始拍电影的状态，“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像没拍过一样，一边拍一边学。”

《冈仁波齐》的拍摄持续了近十个月，完成后，张杨又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拍了《皮绳上的魂》，这是一个关于复仇与救赎的故事，猎人塔贝在死而复生后经活佛指点踏上了护送天珠的圣途。此时的剧组从三十人的小团队扩大到一百三十人左右。这时的草原开始泛黄，秋天已至，冬天也快来了，晚上的气温降到零度。

期间李力去探班，见到戴着牛仔帽、长头发、黑了好几度的张杨，吓了一跳，还掉了泪，因为去西藏之前张杨是个白白净净的人。但看到张杨拿出威士忌，和桌上的咖啡摆在一起——他带了各种各样的咖啡机，李力开玩笑说：“我以为你们过得苦，没想到小日子很滋润嘛。”

张杨的确享受在路上的这些日子，直到电影拍完至今，他的头发一直没剪，牛仔帽也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摘了就觉得不是自己了”。回到大理后的一天，张杨去见朋友，三个人坐下来聊天，聊了快40分钟，其中一位突然问另一位：“张杨导演回来了吗？”那位指着张杨说：“这不就是吗？”

“其实我二十多岁是就是这样，现在反而回到了过去的那个时候。”张杨说。刁亦男认可这种说法。他在中戏读大二时认识了张杨，“长头发，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衣，牛仔裤，耐克鞋，听摇滚乐。”那时，中戏私底下有两个团伙，一个是以张有待为中心的摇滚乐队“Hospital”，其中张杨是鼓手；另一个是刁亦男、孟京辉、张一白、蔡尚君等人合谋的文学社“鸿鹄”。两派彼此看不上，但有一点是一样的，“能旷的课都旷，就干自己喜欢的事。”

终于，毕业25年后，张杨再一次能够“就干自己喜欢的事”，而这件事也真的给了他回馈，甚至是惊喜——《冈仁波齐》上映前，张杨预估过票房，“几百万，最好也就800万吧。”但影片最终的票房成绩是9947万，堪称国产艺术电影的“奇迹”。看到这个数字，张杨很欣慰，“至少证明了观众还是可以静下心来看电影的”。

《冈仁波齐》之后，《皮绳上的魂》将紧接着上映。依旧戴着宽大的牛仔帽接受各种采访的张杨看上去很放松，因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对得起投资方了”。但在牛仔帽下，他的两鬓已经发白——今年，张杨已经50岁，即便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他依然是那个曾经代表着“年轻”的“第六代导演”。

长发，牛仔帽，这是50岁的张杨最舒服的状态

张杨清楚地明白年龄代表着什么，所谓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在“知天命”的年纪也早已不成问题，“我岁数也不小了，对得起自己就行。50岁了，就必须得想清楚点事，不能再晃晃悠悠的。”

他把60岁划作自己创作生命的期限，在之后十年创作时间中，他计划每两年拍一部电影，这个计算非常简单——不出意外，导演张杨的创作履历中即将添加的作品数量为——最后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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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拍摄新风格 纪录剧情片《冈仁波齐》拷问灵魂

《冈仁波齐》

1905电影网讯磕长头的朝圣之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神秘而又难以理解的事情，到底朝圣是什么样子，朝圣的人又在想些什么？导演张杨带着自己26年朝圣之路的感悟作品《冈仁波齐》给出了答案，该片将于6月20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可是，这样一部纪录式的剧情片，能否在商业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获得一丝生存的空间？赢得观众的认可？6月10日，导演张杨、影评人尹鸿、鹦鹉史航，歌手老狼一起探讨。

直面商业片夹击下的票房难题 无畏于《变形金刚5》

“《冈仁波齐》和我之前看张杨的作品并不一样，这次张杨的电影不是创造而是发现。在片中的这些人没有性格冲突，这部电影也没有任何套路可言，但却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我第一次看就哭了。”作为中戏的师弟，鹦鹉史航如此评价张杨的这部作品。但同时，史航也袒露出对《冈仁波齐》票房前景的担忧，“这部电影加在《赛车总动员3：极速挑战》和《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一堆‘车’之间上映，《冈仁波齐》这些步行人的命运很难讲。”

尹鸿则认为无需过多担忧，“《冈仁波齐》这部电影很有力量，一定会打动观众！”尹鸿说，“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扩大，观众多样性越来越明显。现在反而是大制作影片的票房增加缓慢，但过千万票房的电影却越来越多，证明我们的观众成熟了，他们会选择喜欢的电影去看。”尹鸿认为，“张杨的电影一直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不用与《变形金刚5》作比较，因为这样一群朝圣的人也不会在意，他们是在走自己的路！””

对此，张杨也显得异常平静，他无所谓票房好坏与否，一切都是结缘与随缘，“其实这部电影2015年就做完了，但一直都没有上映，在这两年中我也不着急。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能有多少度，我也不，我相信，这部电影早晚都会见到它需要见到的人！”

张杨开启拍摄新模式——纪录式剧情片 《冈仁波齐》带来灵魂拷问

《冈仁波齐》剧照

对于《冈仁波齐》这部电影，尹鸿说，“它有纪录片那种真实性的震撼，也有精心设计后的结构。”尹鸿认为《冈仁波齐》最厉害之处，是带给观众的思考，“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去朝圣，朝圣到底会带来什么？他们扑倒在地上的动作，没有一点偷懒，他们的信念之路，让我们觉得我们所有所谓的捷径，所谓的生存之道都很渺小！”

老狼对此也感同身受，他表示，“我去过两次冈仁波齐，但很遗憾都没有碰到张杨的剧组，在海拔三四千米，甚至5000米的地方，能拍电影拍一年，这让我很钦佩。”老狼说，“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喜欢抄近道，喜欢通过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群朝圣的人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出生、生活都在城市的人，我很难理解朝圣的力量，我来看这部电影，希望找到他们这么做的答案。”

张杨作为中国第六代著名导演，他的才华自不必言说，他之前的电影作品《洗澡》、《爱情麻辣烫》等都被影迷奉为经典。然而在随后的岁月中，张杨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因为他对人生和电影都有了新的领悟。而这悟，源自于他26年前一场孤独自由、长达三月个月之久的西藏之旅，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这个学院派导演的心。

张杨曾在西藏出现过严重的肺气肿，一度威胁生命。但他却仍然三番五次进藏，藏区的人和风景都另他着迷，尤其是藏族人的朝圣故事和他们对信仰的虔诚。也正因如此，一颗关于“朝圣”电影的种子就此在他心间种下。

2014年是藏历马年，冈仁波齐的本命年，无数人前往神山朝圣。2013年，张杨就带着一支30人的拍摄团队，在高原上历时一年，全程跟拍了一队11位毫无表演经验的藏族素人，在长达2500公里的朝圣之路中，一步一叩抵达神山冈仁波齐的故事。张杨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疯狂”的电影。张杨说，“我想用苦行僧的方式，跟着一组真实朝圣的队伍拍摄，不预设剧情，就从他们本身的生活里挖掘故事和人物。”摒弃了驾轻就熟的拍摄技巧，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这是《冈仁波齐》简单而又笨拙的初心，这也是这部电影带给观众震撼的源头。

张杨将《冈仁波齐》定义为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电影，他所追求的是生活化的真实表达。张杨表示，“拍这个故事就是去戏剧化的过程，我都是从他们磕长头的过程中得来的故事。纪录的真实感很刺激我，也开启了我新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条‘感受、体验、纪录，再创作’的新拍摄之路。现在，我又在云南大理拍摄两部影片，十几个人的剧组，也会采用这样的拍摄方式。”

说回《冈仁波齐》，朝圣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张杨说，“可以理解成人生，出生、死亡都在这里发生，这在朝圣的队伍里是常态，对他们而言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然而这样的不特别，却正是《冈仁波齐》最弥足珍贵的地方，相信每位观众对这部电影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张杨的冈仁波齐：两部公路电影 一场朝圣之行

2017年对电影导演张杨来说是颇具纪念意义的一年。在6月和8月，他的新作《冈仁波齐》跟《皮绳上的魂》先后上映，前者累计票房接近1亿元，刷新了此前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有称：“50岁的张杨，这次终于站着把钱赚了。”

在此之前，张杨已经有过不少作品，《爱情麻辣烫》《昨天》等作品获奖无数。他对公路片情有独钟，希望做出“中国式的故事，中国式的人物，中国式的公路特点”，他先后拍摄了《落叶归根》《无人驾驶》和《飞越老人院》，却始终拍不出自己理想的效果。2009年，电影《无人驾驶》票房不足2000万元，是他至今唯一一部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作品。导演圈中流行着“亿元俱乐部”的说法，将票房是否过亿作为评判导演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他也从《无人驾驶》开始反思自己的电影道路——商业片和艺术片往往背道而驰的，商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而艺术往往指向更加个人化、极端化、实验性的东西——多年以来，自己总是习惯性地向商业化妥协，步步倒退，“虽然还没有到丧失底线的程度，但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我。”

当他摒除了票房、名声、评奖等因素的干扰，“公路片”和“西藏”很自然地浮现在脑海当中——前者是他偏爱的表达形式，后者是他二十多年来魂牵梦绕的精神原乡。他用一年时间待在西藏，完成了《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的拍摄。在新书《通往冈仁波齐的路》中，这位导演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年的拍摄过程和心得体悟，带领读者和观众一起踏上了藏区的朝圣之旅。

辗转高原一年，寻找创作初心

张杨1991年初次进藏，那时候就想拍摄西藏的风土人情。这一计划从萌芽到开花经过了20多年的酝酿，终于在2014年得以实现——这一年是藏历马年，是神山冈仁波齐的本命年。在这一年，他一边拍电影，一边试“寻找自身生命与电影的关系，思考如何形成属于自己的电影语言系统、如何解决创作中的焦虑与自我认同”。

《冈仁波齐》刚开拍时，张杨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致的构想：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的男人，性格成熟稳健，他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类似于一位掌舵者。

带着这样的设想，他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拍摄过程，摒弃了那些驾轻就熟的实用技巧，回到最初拍电影时的状态。在影院屏幕上，观众看到的是12位素人演员行走了2500公里，一路转山磕长头，完成了朝拜圣山冈仁波齐的心愿。电影采用了接近人眼视阈范围的画幅比例，最大限度地使用长镜头、固定镜头，保留人物原声，形成了类似纪录片一般的平实和朴拙。

拍摄完《冈仁波齐》之后，《皮绳上的魂》也被提上了日程。这部电影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瓦的两部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张杨将两部文学作品揉成一个剧本。小说原作侧重于展现西藏面临现代性的困境，电影则去除了体现时代性的部分，将它整合改编成了一个有关寻找与救赎的故事。

不同于《冈仁波齐》的平实记录，他在《皮绳上的魂》中展开了极端艺术化的探索，试用四重交织的时空，串联起塔贝护送天珠、年轻兄弟找塔贝复仇、作家追寻自己笔下的塔贝等多个情节，突破了一般公路片的线性叙事结构，勾连起一部包含复仇、救赎与责任的高原心灵史。张杨带领着130人的团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取景拍摄，先后转战了8个相距很远的地点，才最终打造出了如《中国地理杂志》照片一般的壮阔藏区景。

在影片的结尾，作家终于在掌纹地见到了垂死的塔贝，他百感交集道：“塔贝，我终于找到你了。”张杨解释说：“塔贝是作家笔下的人物，作家找到塔贝也就是找到了自己。他见到塔贝随身携带的天珠，也是作家生命里的使命和羁绊。同样的，作家又是导演的投射，我这么辛苦地去拍摄和寻找，也是为了找到自我，找到创作的初心。”

以藏地生活唤醒焦虑的都市灵魂

在《冈仁波齐》中，用大量的日常经验制造了代入感。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雷建军认为，这部电影不同于常规商业电影的过度“戏剧化”，用日常转山的故事，创造了影像与观众之间的张力。这种“真实”的呈现很容易让人入戏，构建起观众与影片的联结，联想自己的“日常”与“朝圣”、“转山”之间的相关性。

的确，影片中的四季轮回、生老病死是所有人一生的缩影，他们在转山途中遭遇的种种意外也恰恰呼应了观众的人生体验。在影片中，几个年轻人在车辆出现事故后将车推到了路边，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迅速返回推车的起点，补回错过的长头；当19岁的思朗卓嘎在途中生下儿子后，她没有坐进卡车休息调养，而是继续随大部队磕着长头；车子抛锚时，几个藏族小伙子拖着车子唱着歌：“我往山上一步一步走/雪往下一点一点下/我和雪约定的地方/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但我们命运却不一样/命好的做了喇嘛/我的命不好去了远方。”婉转凄美的旋律响起，几个青年的面部表情淡然平静，或许也观众看到了面对不公命运时的一种不焦虑、不怨念、不放弃的可能。

两部电影拍摄完成后，张杨在接受北京电影学院副研究员李彬采访时说，他很看重“在路上”的概念，因为它指向自我寻找的过程。他把自己拍摄电影看做是对电影的朝圣，同时希望唤醒更多人内心的信仰：“信仰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得修行，天天到一闭关洞里。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拿出一段时间来去做真正的自修，这确实对个体的内在是有好处的。”

在《皮绳上的魂》中，导演借用了更多神话、宗教、民族元素，但探讨的主题依然是寻找自我。在电影接近尾声的部分，濒临疯狂的作家遇到了在洞内修行的扎托活佛，作家说：“我知道这不是结尾，可我就是找不到结尾。这一路上，我以为我真正走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可他们都把我当成疯子。”活佛答曰：“你以为你虚构的小说很真实，可你怎么能确信，你、我、万物众生，不是被另一个更高的神虚构出来的？不要追求、不要寻找，在祈祷中领悟，在领悟中获得幻象，在纵横交错的掌纹地里，只有一条路是通往人间净土的存在之路。”

对张杨而言，这番对话堪称“题眼”，它解释了《皮绳上的魂》意表达的核心——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焦虑需要处理，都有责任需要完成。当你手持“天珠”踏上旅程后，需要不断跟自己对话，保持生命的纯粹，倾听内心的声音。

张杨并不信奉任何宗教，给自己的两部电影定名为“Paths of soul”（心路）和“Soul on a String”（绳上之魂），意在用一种有距离感的藏地生活唤醒焦虑之中的都市灵魂。在两部影片的结尾，清脆的手板敲击声仿佛还未停止，作家与牧羊女琼还要深入掌纹地护送天珠，而每一个观影者也要继续与生活缠斗，用属于自己的仪式感，追寻属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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